6月9日，周国民发表文章《我的高中，我的高考》，回顾自己的求学往事，以及几位恩师对自己成长和人生道路产生的深远影响。从恢复高考后的学生选拔，到贫困求学阶段获得的关怀帮助，从课堂上一次对勾股定理的创新验证，到高考后老师骑着自行车递送成绩单……一件件看似平凡的小事，串联起跨越近半个世纪的师生情谊，更折射出一代教育者的朴素、责任和担当。

2014年起，周国民还兼任复旦大学人体科学馆馆长，在科研和教学之外为公众开展科普，帮助大量全国各地的青少年走近医学、走近科学，激发兴趣。2026年4月，一名7岁女孩不慎摔坏一件标本，周国民没有责怪家长，而是第一时间蹲下来安抚紧张不安的女孩，亲自带她参观体验。一次本能举动和小小细节，引起广泛好评，许多网友留言“被复旦大学周馆长狠狠暖到”（点击阅读原文）。

那一年，时代正迎来巨变。随着十届三中全会召开，万物复苏、风气渐新，我们这群刚踏入高中的少年，已然朦胧感知到了时代变革的脉搏。10月21日，国家正式宣布恢复高考，消息传遍全国，全校师生为之振奋。学校闻风而动，迅速从高一16个班级中遴选组建了四个快班，其中理科快班3个，分别是高40班、41班、42班。我有幸入选高41班，新的班主任是同样教授数学的王武老师。

新组建的41班有50多名同学，仅有少数几人来自原来的48班。当时学校并未公布快班遴选标准，我们私下都猜想，应当是以入学成绩与日常表现为依据。而我们原48班的分班尤为特殊：分班前夕，悉心教导我们的陈以如老师因病住院，无暇参与分班工作。当时，我无从知晓，是病中的陈老师提前敲定了我的名额，还是学校统一筛选确定。

分班调整后，我们41班的班主任换成了陈中石老师，此前带我们的王武老师则调任42班班主任。虽在王武老师门下求学仅有一个多学期，可他抑扬顿挫的授课节奏、温润细致的呵护教导，让我们历历在目、铭记于心。最让我难忘的是，1978年元旦，学业压力虽大，王武老师还特意为我们筹备了一场新颖的迎新班会。班会压轴环节，老师手持小提琴，为我们现场演奏乐曲。48年岁月匆匆流逝，那悠扬婉转的琴声，依旧萦绕耳畔、从未消散。

我出身农村，家境清贫，往返求学路途遥远，求学之路格外艰辛。高二开学不久，陈老师悄悄将我叫到教室外，细心询问我的家庭情况，随后主动递给我一张人民助学金申请表。凭借这份申请表，我领到8元助学金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这笔钱足以覆盖我的书本费与学杂费，缓解了家里的负担。老师细致入微的关怀、默默无声的体恤，让年少的我满心温暖，也让我终生感恩。

陈老师治学严谨，却从不拘泥刻板，格外鼓励学生独立思考。一次数学课上，他讲授完勾股定理后，随机点名几位同学上台板书验证过程。轮到我时，我没有沿用课堂上的常规解法，而是另辟蹊径，用全新的思路完成了定理验证。陈老师看后十分欣慰，当众用“独具匠心”四字夸赞我。那一刻，羞涩与欣喜交织在心头，也让我深受鼓舞。老师因材施教、尊重创新的育人理念，深深影响了我，也为我日后的从教生涯埋下了初心的种子。

七十年代的高中，依旧保留着学工、学农的实践课程。在我们全力备战高考、埋头苦读之时，学校统一安排我们前往长沙电机厂参加为期三天的学工实践，跟随工人师傅走进流水线，学习汽车电机组装技艺。同学们大多新鲜好奇，乐在其中。可当得知，快一班无需参加学工、能够全心备考时，陈中石老师格外不平，还专门去找校领导讨说法。老师护犊心切、爱生如子的模样，我们始终铭记于心。

第二次犯错，依旧是年少无知的顽劣。彼时城区同学中午大都回家就餐，我路途遥远，只能留校用餐。一日午饭后，百无聊赖的我折纸飞机消遣，一时兴起，扫起黑板下沿的粉笔灰装入纸飞机中，从四楼走廊将飞机抛下。看着纸飞机裹挟着粉尘缓缓飘落，我还暗自得意。不曾想这一幕被任教物理的吴老师尽收眼底。吴老师当即批评我贪玩懈怠，并将此事告知了陈老师。为此，我再次写下检讨书，深刻反省自己的顽劣。

填报志愿时，我遵从本心，全部选择了自己热爱的理工科专业。可录取结果出炉，我意外被从未填报过的衡阳医学院录取。满心的期许落空，我一度闷闷不乐。陈老师察觉我的低落情绪，耐心为我疏导心结，悉心为我规划前路。他告诉我，若我实在不喜欢医学专业，大学毕业后依旧可以通过考研转换赛道、追逐理想。老师的开导，让迷茫的我重新找到了方向。

总台记者 马宁：在古田会议召开之前，这座建筑是本地廖氏族人的宗祠，1917年，祠堂经过修缮成为一所新式学校。1929年红军进驻古田，在左厢房的外墙写上标语“保护学校”。现场有不少的青年学生前来参观学习，而为他们提供讲解的既有古田会议纪念馆的专业讲解员，同时还有一些由当地中小学生担任的义务讲解员。

在智能温控大棚里，各色兰花竞相绽放，花香四溢。这里有100万株兰花，其中包括深受市场欢迎的1.2万株珍稀原种卡特兰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它的花瓣很大，直径通常在5至20厘米之间，有的甚至像成年人的巴掌那么大。色彩也很丰富，花瓣质感厚实，唇瓣形状独特。据种植户介绍，卡特兰的植株生命力非常顽强，适合家庭盆栽观赏，具有较高的市场价值和观赏价值。

总台记者 马宁：在这里，工人们正熟练地进行分拣、组盆和包装，赶制发往全国各地的订单。在采访中了解到，这个基地实现了从培育到展销的全链条发展，通过线上直播更是让这里的兰花香飘全国。企业负责人介绍，去年，兰花种植基地的线上销售额是1300万元，线下销售是200万元。当地充分利用村集体闲置土地或集中流转村民土地，建设智能温控大棚，租赁给经营业主，既减轻经营业主发展初期的资金负担，又增加村集体租金收益，老百姓还能就近就业创业。

对此，哈啰方面回应称，文章中涉及所谓“多套数据”、恶性竞争、行业灰产等内容，很多没有可核验的证据、监管结论或司法认定，却被当作事实呈现。特别是所谓财务和经营数据不一致的说法，已经触及企业信用底线，会实质影响企业融资、合作信心和员工稳定。针对文章涉嫌传播涉企不实信息、恶意集纳负面内容、损害企业商誉等问题，已向有关主管部门提交举报，并将依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。哈啰同时表示，目前公司经营、纳税、用工和城市运营均保持正常，并持续配合各地主管部门推进共享两轮行业规范治理。(完)

参与过国内许多风景名胜区规划工作，邓武功将国内的风景名胜区分为自然类、偏自然类、自然人文均衡类、偏人文类和人文类5类，三江并流属于自然类。“在开发的景区中，像南姐洛这种美景是比较稀有的。”与此同时，邓武功也担忧，南姐洛这种高海拔地区，生态破坏后的恢复会相对困难，所以首先要考虑的是生态环境的问题，建设不能过量。

8260.88公顷的景区总面积中，总建设用地规模14.33公顷，约占0.17%。拖顶达瓦介绍，之前想摆在山上的导览图，改用石碑；设计过的用玻璃和水泥搭建的3号湖厕所和应急点，也换成了傈僳族传统“木楞房”；很多景区采用的木栈道，不是最好选择，大家决定就地取材，用原地土石，在人行困难的地方铺设生态石块，不改变地类性质。

如何补齐短板令人头疼。之前，南姐洛是“野生景区”时，村民开越野车把游客从43道拐拉上山，但这里坡度大、转弯急，大部分越野车的扭矩和转弯半径无法满足安全条件。如果要修路，面对渗水率高的松软土地，若想保证稳定性，需要加挡墙。但这样的话，“我们从下面抬头看，全都是水泥”。拖顶达瓦说，最终专班决定让43道拐成为徒步路线的一部分，保留碎石地的原貌。

未来游客来南姐洛徒步，已经有了一幅具体的图景。游客从全国各地抵达迪庆州的香格里拉机场，再耗时6小时左右，抵达南姐洛。南姐洛采用实名预约制的方式购买门票，刷身份证进入。在游客中心，大家乘景区统一配置的大巴，走过行程约1小时的弯弯绕绕的阿尺打嘎村路，在43道拐下的“哈知朵自然学校”下车。在这里，游客会了解三江并流风景名胜区的历史，以及南姐洛当初关闭的原因。接受自然教育后，游客以43道拐为起点，踩着碎石路，开始徒步之旅。

最终，两条生态徒步和两条游赏路线被设计出来，游客可以在四条线路中选择。一号生态徒步路线串联1、2、3、4、5、6号湖，单程5781米，可远观雪山雾海，近赏湖泊美景，适于体力一般的徒步人员；二号生态徒步路线串联1、2、3、10号湖，单程4670米，需要翻越海拔4300多米的雪山垭口，能欣赏10号湖湖面幻动的影子，适于体格健壮的青年徒步人员；五号游赏路线在现有放牧道的基础上，从43道拐到达1号湖，可以观测1、2、9号湖及周边生态环境，单程4352米，坡度大，适于身体强健的人员；六号游赏路线单程8034米，线路较长，但海拔较低，坡度较小，全程在南姐洛河南岸的森林中开展研学，适于体力较弱的人员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两条仅供科学考察、不向普通游客开放的生态监测路线。

中国旅游协会生态旅游分会秘书长王蕾有与南姐洛类似的运营经验。2017年，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扎陵湖、鄂陵湖和牛头碑线路被“禁止旅游开发”，2020年，经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授权后，王蕾创办的玛多云享自然文旅有限公司开展了特许经营试点项目，在该线路上开展国家公园生态体验活动。她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当时他们调度当地社区参与，建立牧民司机的用车制度与工作培训，让当地牧民能开车的开车、能做餐饮的做餐饮，帮助当地启动了商业模式。

作为游客，李巍理解南姐洛的这些设计，毕竟徒步群体在旅游市场中只占一小部分。自然景观要想成为成熟景区，一般要兼容大多数游客的需求。以新疆赛里木湖为例，景区正是通过降低体能门槛，将吃住行等配套设施发展至小镇规模，才足以承接庞大的客流量。“旅游是来享受的，大多数普通游客不是喜欢徒步，而是喜欢更方便地看到美景。”李巍说。

北京市气象局表示，11日至14日，北京晴朗和多云天气交替，气温整体先升后降。11日天气以晴为主，气温较前期明显回升，紫外线强，体感炎热晴晒，请注意防晒勤补水。12日白天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，气温继续回升，预计最高气温在33℃，防暑防晒不能放松。12日夜间至13日白天预计出现明显雷阵雨天气，请持续关注临近预报，提前做好防范。(完)

“千帆”和“星链”计划都属于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，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，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。相对于高轨卫星，这个高度的卫星就像是贴着地球飞行的“空中基站”，不仅信号延迟短，更能通过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织网，彻底解决高山、荒漠、深海等地区的网络通信盲区，由万颗卫星交织而成的“天网”构想由此形成。很少有人知道，中国对低轨卫星的关注，其实是世界上最早的。2003年，当中国把第一颗低轨通信实验星送入太空时，马斯克的“星链”还不存在。二十多年后的今天，马斯克的“星链”已经在轨上万颗卫星，而中国的“千帆星座”一期目标是在2026年7月前完成324颗卫星的组网。

胡海鹰：整个世界上低轨互联网卫星的兴起，我自己认为应该是在2015年左右。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，其实我们是处于摸索的阶段，因为国内也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，这也跟通信产业的发展有相应的关系。国家从2G、3G学着干，到4G、5G领先。实际上现在国内基础的地面网络设施非常好，这给做天上带来一定影响。因为地面的网络服务太好了，美国恰恰相反。美国实际上从5G开始，切实感觉到自身差距。所以我自己猜想，马斯克或者美国也想另外一条路子，就把这套系统挪到天上去，说白了把基站搬到天上去做，换了一个道。这个道做得其实还是非常成功的，因为一下就是网络化的运行、商业化的服务，最后还做到了商业的闭环。

事实上，马斯克的“星链”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占领低轨空间。截至2026年6月，“星链”在轨运行卫星已突破1.24万颗，占全球在轨活跃卫星的60%以上。而它获批的星座规模高达4.2万颗——这意味着仅“星链”一家，就锁定了低轨卫星总容量约70%的“黄金席位”。尤其是在500至600公里高度的手机直连黄金轨道，“星链”已经提前布局，将超过70%的最佳轨道资源收入囊中。相比之下，中国在轨航天器仅占全球的不到10%。与此同时，中国还面临着一个正在快速关闭的时间窗口——国际电信联盟奉行的是“先申报先使用”规则——谁先打上去、先提供服务，谁就有优先权。

2021年，中国开始启动千帆星座研制。千帆星座，正式名称“全球多媒体卫星系统”，其目标市场首先是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国家和中国出海企业——那些“星链”触及不到或被政治因素隔绝的地区。而千帆星座计划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：卫星怎么造？传统卫星一颗造价动辄数亿，像打磨艺术品。但低轨星座要的是成百上千乃至上万颗卫星，而且从经济效率考量，使用寿命只有七年。

胡海鹰：我刚参加工作时候一颗低轨星也得三个亿左右，现在千帆为例应该在一千多万元，因为现在需求改变了。我们原来做的都是叫传统类的卫星，它机会少，行内有一句话叫做到万无一失，一失就万无。因为都是国家立项的星，所以基本上行内做这件事情的理念都是往高可靠去做，要保证万无一失。现在突然需要做低轨网络，是一个大规模的星座，把全球都覆盖住了，才能把区域给覆盖住，稳定盖住。总体上我想还是需求带来了一定的空间。比如我打68颗星，我本身每个位置上都是有冗余的概念。从网络角度来讲，比如损失了一颗星，坏了一颗星，整个网络服务的能力没有太大损失。研发的过程，如果做一个它的成本也会很高，如果平摊开，做300多颗星，成本又下来了。

胡海鹰：压力肯定存在。因为整个网络服务商的要求是不降低的，七年的服务寿命等在整个合同里都写得很清楚。我自己觉得现在这几家都处于爬坡过坎的阶段，卫星也是一样，运载、发射场、运维、运营都处于这个阶段，我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。我自己判断，大概再给我们两年左右的时间，基本上这几方都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。我们要组成一个天地一体化的网络，这是基础性的工程。以后譬如老百姓要用网络，就跟用电、用水一样，随处可以接入，拿来就用，这样一个服务范畴我想一定要靠天上。